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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道法自然”的梓潼七曲山文昌宫

刘 长 荣



 “古建艺术”是凝固的音乐,是时代文化历史的产物。无论东方还是西方,凡是保存下来的有代表性的古代建筑,东方有东方的风格,西方有西方的风格。不同的国家,不同的民族,不同的宗教,不同的历史朝代,其建筑的艺术神奇,无不使人联想回味,思索和探求。梓潼七曲山文昌宫,是中国道教建筑之瑰宝,当代不少著名的建筑艺术大师、美学大师、考古学者如梁思成、王朝闻、王利器、冯其庸、高文、王家祐等叹为观止。原苏联科学院士李福清,日本史学家山根幸夫,新加坡汉学教授辜美高,都认为是中国近代传统优秀建筑的典型。


七曲山道教建筑并非始于“文昌宫”,也非始于张亚子寓居七曲山。在唐开元十四年前叫善板祠、雷神庙、灵应祠,虽皆为道教宫观,但供奉的是雷神、蛇神,当时祠庙是“孤蓬破版、结草为楼”的环堵溜室、为单体式的木构孤屋。东晋张亚子居七曲山灵应祠,“德善普施民受其惠”,“乡里崇祀”。唐玄宗幸蜀,自谓张亚子为其托梦吉祥,于天宝十四年(公元775年)封为左丞相,随后相继建庙。尔后封帝封王,扩建规模,似帝王宫观。唐末塌毁,宋元明清再建,遂为今日之文昌宫。


张亚子居道家山观,封为道教帝神(文昌帝君、梓潼神),其建筑风格和建筑环境必按道家规范进行。梓潼七曲山在中国西南雁门山脉的剑山尾峰,是天然的道观圣境。


儒家和道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思想,这两种思想经历三千年的历史长河,逐步形成各具特点的文化思想体系。在佛教传入后,又互相融摄,共同铸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。所以道家思想(道教为其主要代表)既有“个性”,又有“共性”。


道家思想以《老子》作启蒙,后经葛玄、葛洪、寇谦之、王弼、傅奕、尹文操、《抱朴子》等的发展、规范,道家思想成为“系列整体”。


道家思想的主要模式,根据《道德经》四十二章、二十五章说:“道生—,一生二,二生三;三生万物”、“王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”。道是万物发展变化的动力和规律。反复循环,蓬蓬生息,最后得到对立的统一,保持平静和安定。山川相生、高下相衬、前后相随,明暗相和的这种环境,为道家修身藏身之所。这种逃避现实、任情、放纵、安静的思想,成为“天人合一”的理论。主张一切顺应自然:“孟夏草木长;绕屋树扶疏。众鸟欣有托,吾亦爱吾庐…俯仰终宇宙,不乐复何如!”道观当寄情山水,以隐逸、超脱世俗、远离繁都闹市为高尚。强调道观建筑与周围环境协调配合,以自然为主。试看在唐或唐以前,所称道教名山皆在山高水深,盘亘蜿蜒的峻岭幽谷之中。所谓真武祖师修炼的武当山,有七十二峰、二十四涧、三潭十一洞,其金殿、太和殿、紫宵宫、玉虚宫就深藏其中。河南嵩山是北魏道士寇谦之称的“小洞天”,其太室山、少室山就藏在“山势磅礴,峰峦峻拔”之中。“青城天下幽”是道教“第五洞天”,也是“背靠岷山千里雪,风寒不凋上清宫”。“第四小洞天”的西岳华山,亦以“奇拔峻秀”“怪石嶙峋”著称。而道教七曲山文昌宫更是“山峦七曲上峰顶,潼水九折下平津”,十万葱茏古萧柏,簇拥群峰;远观不见道,尽在青嶂中。前蜀王衍游此曾吟,“乔岩簇冷烟,幽遥上寒天。下瞰峨眉岭,上窥华岳颠;驰驱非取乐,按幸为游边。此去将登涉,歌楼路几千”。山连脉络,岗阜拱伏;冈峦或开或合;或收或放,幽深曲折,步移景异。行上五丁祠北行,林荫蔽天,时而传来丹桂飘香,时而听到清脆悦耳的呖呖鸟声,虽没有万花缭乱,却越显幽深雅致,你虽是宦场商战能手,也会使你感到“多情只是林中醉,心怯名利不愿归”。


七曲山文昌宫除与一般道家宫观藏于深山丛林之中,便于山居修道者“恬静寡欲,清虚服气、餐芝饵石、养生悟道”的自然条件外,还有文昌帝君本身有“出世为了入世,入世先善出世”的特殊要求。他掌功名利禄,担负起选拔“经国利民”仕子的责任,故有开拓涉世精神,七曲山的自然环境,恰与这种精神有“天衣无缝”的协调和配合。七曲山是剑门山脉尾峰,由中原入川的丛山峻岭打通了道路,就在此处,尚留清咸丰年间梓潼县令张香海在五丁山送险亭一付楹联:“从此履险若夷,回头想鸟道羊肠,经多少阅历艰辛,才博得脚跟站稳;何必将人比路,摸心看岩巅谷锁,费如许奔波劳碌,却难教迹绝飞行”。从七曲山下山,到成都的地势豁然开朗,一望平川。因此七曲山居高临下,控峻岭而驱平原,能攻能守,能开能闭,先秦的张仪司马错占领七曲山而灭蜀王;西汉刘邦、蜀汉刘备由七曲山而破成都;大成王国的李特李雄,在七曲山派兵南下,宣布大成建国(七曲山有李雄读书台);张献忠在七曲山敬立“家庙”(太庙),宣布七曲山为大西政权之帝乡,可见七曲山为千古王气灵都。清文学大师张问陶在七曲山慨然赋诗:“一泻平原千里阔,万马奔腾下汉州’有得七曲而扫天下的赞誉词。


七曲山还具有群山拱伏、名寺仰首的特殊地势。站在七曲山望水亭四望:北望可见剑门山缺,鹤鸣山峰;南观,可窥峨眉金顶、青城上清宫;西看:江油窦圈山、观雾山均在眼底;东俯:盐亭负载、三台云台山玄天宫历历可数。四环皆名山、周伏有道观。或则云雾朦胧,或则清秀如镜。四周环睹,古柏掩映,鸟声清彻,清静幽雅,有脱俗洗尘之感。 



七曲山文昌宫建筑,在遵道观法式基础上,有所创新。古人对道观建筑,曾有诗概括:“孤云将野鹤,岂向人间住。莫买沃洲山,时人已知处。”“白日苍街掩映,泉声鸟语交融,峰回路转见琳宫,冉冉妙香吹送。古树槎枒迸发;仙山楼阁崇隆,徘徊灵境仰高风,想像龙跷飞鞍。”从大体上对道观中的殿堂、馆、楼、阁、庑、亭、廊、观、房、台、院作了与自然环境的配合安排。必须法天、法地、法道、法自然,以“自然的规律为规律,以八卦的方位为方位。按照乾南、坤北、天南、地北方位定向,所以道教宫观中之建筑布局往往是以子午线为中轴,座北向南,两侧是日东(钟)月西(鼓),坎离对称。再向中轴线左右两侧的建筑群延伸,以应木、火、金、水、四正,加上中央土,五行俱全。“聚四方之气、通四方之道神”(全真道教还有十方丛林的建设)。大的道教宫观还有三清、四御、灵官、关帝等主要殿堂。就形成了道教神仙居住的宫观,与人间帝王居住的宫殿基本相似。梓潼七曲山文昌宫虽经元、明、清三代建成宫观群整体,大体遵循道观建筑理论和法式的布局;更有创新者,渗融南方园林式庭院、山庄、石室、花圈、晋柏栏、应梦阶及逶迤千米之外的望水亭。在望水石亭俯览千丈岩下的潼水,波澜起伏,湾洄曲折,水流林静,水碧林荫,烟波茫茫,翠柏层层,静心观赏,一洗尘虑,引人访道求仙的境地。


文昌宫内,古柏若盖,掩映了宫观楼阁,碧瓦琉璃、红墙朱垣,远远望去,不见庐山真面目,万米古建,微现“万绿丛中数点红”。高低翠柏,举步皆是,有的是殿前掩门,有的是殿中穿顶,有的是盘根起伏,处处是曲径通幽清凉路、漫漫石级又庭园。风洞楼侧石梯旁有“千年长寿柏”,时雨亭前的“天尊柏”,家庆堂侧的“张献忠柏”,其余有“孔明柏”、“张飞柏”、“忠孝柏”,有的三人可围,有的两人合抱。特别在桂香殿前四株等距并列的千年丹桂,虬枝凌空,连桠伞盖,中秋桂花开,香飘十里,闻之沁脾舒畅,是川陕独秀,国内珍稀。相传当年文昌学道,住桂香殿,种植丹桂,桂蕊酿成“丹桂酒”,代代继续酿制,文人学士,咸来品赏,无不赞赏,且有强筋延寿之功。故唐诗人李商隐有诗叙其事,有“下马捧椒浆,迎神白玉堂”名句。还在盘陀殿南侧,相传张亚子亲手所值之柏树,后人称之“晋柏”,沧海桑田,记载了文昌宫几度兴衰,由宋至清皆有文人题献赋诗“如佛子身不生不灭,同孔坛杏有干有年”。“两晋仙材留绝域,千秋乔木镇名山”。


文昌宫一万四千余平方米的殿堂楼阁,就这样与大自然的叠崖峻岭,香桂苍柏,青溪灵池,鸟语花香,融合成神仙境界。


七曲文昌宫尚存的23处殿堂廊庑,其布局结构与其他尚存的著名道观如湖北武夷山的金殿、紫霄宫,湖北武汉蛇山尾部的长春观,陕西秦岭中的楼台观及四川灌县的青羊宫等主要殿堂大体相同,七曲文昌宫除文革前和文革期中拆毁几处,多处健在。其中:元代建筑有盘陀殿、天尊殿,明代建筑有家庆堂、桂香殿、风洞楼、白特殿、关圣殿、八卦观象台、启圣宫、晋柏石栏、望水亭、瘟祖殿,清代建筑有正殿、百尺楼、灵官殿、三霄殿、应梦床、钟鼓楼,民国时期有时雨亭、五瘟殿、客院,解放后建有晋柏亭、观音堂等。


建筑布局,南北中轴线上设文昌正殿、桂香殿、天尊殿,三层由低至天尊殿高升台阶,每层十丈以上,以示道家主师的尊严和对其的崇敬。正殿两侧为钟鼓楼,以供世俗鸣钟击鼓,仰拜文昌。再左右伸延,谓之配殿左启圣、右关圣,两圣护卫,表示主宰人间的功利是非。按地势高低错落,风洞楼、讲经楼(已拆毁)在左,精思院、斋堂、药圃在右。其建筑方位参差不等,左右皆从环形或半月形,逐步登石梯而递进。这样,形成从正门以内,沿着纵轴线,一殿接一殿地纵向布置若干玲珑庭院,组成有层次有深度的空间,对学道人,赋予超凡性质的神话。七曲山文昌宫既有道家按八卦布局的一贯性,又有七曲山地势错综起落,与一般道观不同的建筑个性。文昌宫古建,还继承发扬了传统结构“高台榭、美堂殿”的手法,通过复杂的柱、梁、檩,拱结构工艺,实现“五步一楼,十步一阁,廊腰缦回,檐牙高啄”的意境,从而形成立体空间的神仙庭园,有深幽莫测、朦胧无尽的意境。这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馨美构思特点:“山光识鸟性,罄影抛凡尘”。


文昌宫山门外二十四步之处过去有东西华表,华表正中为影壁,影壁可以起到藏风聚气和辟邪的作用,山门正中的檐顶有“帝乡”之匾,按道家解释为“文昌帝君悟道之所”。山门有三门(右门为关圣殿门,左门在民国时期已拆毁),三个门洞代表三界,只有进了山门,跳过了三界,方才算作出家主人。三洞门均有石狮,以表“驱诸怪,以镇禅林”,实际起到装饰作用。


文昌宫兴建有“七曲山庄”的楼阁式迎客之堂,关圣殿右侧也有食堂,住宿部、小卖部,以供游客社交、游览、食宿、娱乐等活动。


三 


文昌宫是文昌文化的发祥地,千年来文化向纵深发展,形成文化艺术具有博大精深的完美体系。有文昌洞经音乐、阳戏(文昌戏)、文昌年画、雕塑和哲学等(另有专文论述),而文昌宫本身就藏有名家诗文、题辞、联额、碑刻、雕塑、壁画、书法等千余件,具有强烈的宗教艺术感染力,是文昌宫珍贵的文化遗产,若详细介绍,非数十万字难以细表。今仅举数件,以概其余。


诗—文:


桂香殿石壁之“文昌帝君阴骘文”“文昌化书”,正殿之“文昌春秋祭祝文”“升入中祀告祭祝文”。(文略)


唐李商隐《张亚子庙诗》:“下马捧椒浆,迎神白玉堂。如何铁如意,独自与姚苌。”唐王铎《谒梓潼张亚子庙》:“圣唐圣主解青萍,欲振新封济顺名。夜雨龙抛三尺剑,春云凤入九重城。剑门喜气随雷动,玉垒韶光待贼平。惟报关东诸将相,柱天勋业赖阴兵”。清代严祖馨《甲戍春二丹谒文昌庙》:“绝顶拜文昌,山盘七曲长。桂风生石洞,松雨过藤床。孤峰晨僧出,一声清磬凉。春阴无限好,都在晓峰旁。”清代陈本植《雨后风洞楼远眺》:“层楼坐对绿荫浓,万古迷离古径通。入树鸟声惊唤雨,出山云气真凌空。岚光净洗千重翠,涧水新添一尺红。洞口人稀仙迹在,凭栏几度啸春风。”清代张香海《七曲睛岚》:“梓林潼水地钟灵,雨过睛岚满眼青。松桧千幢开画幅,峰峦七曲叠围屏。闲中屡着穿云屐,高处远瞻望水亭。四面烟云常缭绕,张星大洞有遗经”。关于七曲文昌宫(含五丁祠、郎当驿)诗词,作者汇集六十四首。


楹 联


“文革”前,各殿堂亭阁有百付楹联,以木雕和石雕镌写,有的雕在木牌上挂于殿门。“文革”中毁其大半,有的将木牌折断作语录牌,有的焚毁,有二十多付较大匾额,全部运走,做了桌椅板凳,令人惋惜。最使人怀念的,是名人书法如清代包弼臣、彭聚星、岳钟琪、皇室果亲王(爱新觉罗允礼)、屠用谦、朱帘、何昭然、桂梁材、刘国策、何绍基、赵彦、张香海、杨芳等,明代名人何光裕、戴鳌、金皋、高简等,民国时期林森、戴季陶、于右任、谢无量、张群的书法。文革后,现代人按被毁楹联的原来文辞补及。新题的有贺敬之、张爱萍、王鸿钧、周远廉、杨超、孙竹篱、童韵樵、钱来忠、冯其庸、高文、谭洛非、王纲、冯健吴、蔡竹虚、周庄、安居泊、谢志超、苏士澍、王承源、姚衡、张玮、谢汉杰、吴剑雄、黄宝泗、任有松、龚学渊、谢焕智、智光法师、海灯和尚、梁伯言、颜楷等六十余人,绝大多数是书法家,行草隶篆,琳琅满目,今择其数联供赏识:


正殿拜厅


七曲山,九曲水,古柏森森是圣地;


十年木,百年人,众生芸芸仰文昌。


正殿


越西溯渊源,俯化身文绎武纬


权隆隆甲第,操玉尺桂藉缨橱。


桂香殿


小住为佳,有数亩绿云—庭丹桂;


大观在上,看于门紫气万笏青山。


百尺楼联


风流数今朝,鳌头岂让魁星占;


德业垂后世,蟾桂何向文昌求。


应梦仙台联


仙去何方,大梦至今犹未醒;


神游未远,青山不老可重来。


关帝庙联


秉烛非避嫌,此夜心中惟有汉;


华容岂戴德,当年眼底已无曹。


张献忠文物资料陈列馆联


肇义米脂,兵会荥阳,倾覆明室、建业成都,一代英雄耀寰宇;


立庙梓潼,师集川北。抗击清军,献身西充,千秋功业照汗青。


送险亭联


步步知艰,夷可送,险亦可送;


头头是道,路放平,心乃放平。


陂去平来石坊联


步步小心,哪怕悬崖绝壁;


事事当审,休问覆雨翻云。


雕塑绘画


文昌宫正殿、桂香殿“有十尊明崇祯时期的生铁铸像。最大的文昌像高达一丈四尺,重约三十吨;其余神像面形丰满,体态匀称,彩饰全身;工艺精湛,毫无瑕疵,为川中所少见。”还有十二幅石雕、木雕的文昌行吟、求道、救苦难、讲经等,皆风度飘逸、比例恰当、线条流畅,有仙骨之风。现有留存的宋代五足鼎、空心铁铸高型花瓶。石碑二十多块。如《平白莲教碑》、《剿灭蓝大顺碑记》、《果亲王书法碑》等,均为当时统治者平剿农民起义的记述。


文昌壁画,文革前据传30多大幅。文革中刨去、粉刷、掀倒者大半。现仅存《向玄宗托梦》、《文昌回鸾》、《文昌文房四宝》、《二十四化真人像》、《三清教主画像》。余……均荡然无存。近人重补壁画大者为三米见方以上。


其他古代工艺品有文昌大桥、鸾架、小木工艺雕、“吉祥如意”、“福寿康宁”的小型工艺品,都是有一定意义的传统工艺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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