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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昌《阴骘文》与梓潼民间美德

仇昌仲


文昌帝君,又称梓潼帝君、保德宏仁大帝、元皇大帝,民间奉为天上掌管文化教育的尊神。道教将民间信仰的“文昌”与四川地方大神“梓潼张亚子”合而为一,称文昌帝君即张亚子。亦说:“帝命掌文昌府及人间禄籍。”道教有《元始天尊说梓潼帝君本愿经》、《文昌大洞仙经》等道经。其中民间流传最广的是文昌《阴骘文》。《阴骘文》以通俗的语言,阐发了道教的理想和追求,即建立一个公平、和平的世界,人人安居乐业,延年益寿,年无水旱之灾,人无伤病之忧。《阴骘文》浅显易懂,深为老百姓接受。数百年来,梓潼地区辈辈相传,留下了“民风淳朴”的美誉。笔者今就文昌《阴骘文》与梓潼传统美德的渊源,作一探讨。


梓潼阳戏是宣传《阴骘文》的形象载体


《混元圣纪》载:唐初普遍祭祀“玄元大帝”等道教所塑神像,其隆重程度颇类帝王之祭祀祖先。梓潼灵应祠供奉文昌,系道庙,早于唐初就开始了祭文昌的活动。这种设坛祭祀,祈福消灾的盛大仪式,总伴有傩舞的娱神娱人活动。原始的傩舞随着川剧因素的输入,加上梓潼地区性方土语音韵的糅合,酬神还愿、安神谢土等宗教内容的现实,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傩戏“梓潼阳戏”。


梓潼阳戏供奉的化主(戏神)是文昌。坛神供奉最高一层是孔子、老子、佛祖;中层是玄帝、观音、文昌;下层是川主、土主、药王。玄帝赏善罚恶,录记功过;观音济困扶危,普度众生;文昌掌管禄籍,登科入第。各司其职,成为人们寻求良好愿望,取得精神平衡的神灵。傩舞伴之杂耍,总是作为梓潼七曲山庙会、县城还神会、送神会的重要内容。


道光十八年(1838),梓潼县令周树棠重修县城文昌宫并扩大规模,召集士绅倡议,每年正月十二恭请七曲山文昌宫梓潼帝君下巡,扫除瘟疫,护佑百姓,正月十八送其归山。每年正月十二、十八这天,家家门前设香案,熏柏枝,设祭品,求文昌帝君保佑安康,驱不祥之气,人人健康,万事兴盛。迎送文昌的人们手执信香,四里八乡赶到县城北门外孝子碑接神。人山人海,口念祝词,跪拜不已。田坎地头、路口不下万人。最引人注目的是,文昌下山队伍中有40人组成的高脚大牌队伍。牌上红底金字,刻的文昌帝君《阴骘文》中的名言警句,如“救人之难”、“济人之急”、“悯人之孤”、“容人之过”等,特别醒目。面对氤氲飞升的柏烟,悠扬悦耳的“洞经音乐”,鼓锣声喧的队伍,足之蹈之的傩舞……万人兴奋,杨善抑恶之声直冲霄汉。迎神队伍中点“七星灯”的汉子,则是活生生的劝善演示。他们裸露上身,七盏点燃的油灯分别挂于额头、胸部、背上,用特制挂钩,挂在皮肤上。其内容一是行孝,求文昌保佑父母病愈;二是禳灾,即做了亏心事,求文昌保佑消灾免难;三是悔过,不再作恶。这种形式既形象又实在,一般老百姓多不识字,对此庞大的直观游行宣传无疑喜闻乐山,欣于接受。文昌《阴骘文》理所当然地深入人心。这种活动每年正月都要进行,年复一年的宣教,使得妇孺皆知。加上梓潼阳戏班子活跃于各寺观、山乡、庭院,不断地将文昌《阴骘文》的教化思想传播开去,即祈求人们在六畜平安、五谷丰登的顺境中和睦相处。文昌《阴骘文》提倡的行善济贫、行教友爱、不凌弱、走正道、重生延寿思想,当地百姓认为为既是神(文昌)的旨意,又是一种实在的世俗导向,为人们称道,成为传统美德,在梓潼民工间代代流传,形成了乐善好施的民风民俗。


文昌祭祀与清代的义举


《县志》载:“大庙文昌帝君灵应祠,每年二月初三日致祭。乾隆四十四年(1779)知县朱廉,以梓邑帝君仙迹,丞尝不应有缺,捐奉钱七十五千文,于本城置买郭均仓铺一间招佃,岁收租银十二两,交衿士经理,永为秋祭之用。”于是,利用春秋二季庙会期间,祭祀文昌的活动达到高潮。祭典十分隆重。县令主持祭典,并将祭祀文昌作为主要政事之一,年年因循,就此也就肯定了民间祭祀。文昌庙会和崇拜文昌也就形成了制度化、规模化,且一年比一年完善。


初一早晨,各行各业首事及县乡官,由县令领衔,到大庙文昌正殿行礼,燃大香、大蜡。首事呼叫仪式,官员及士绅等,从正殿到御阶列为九排,以政治地位大小依次分排,县令站一排正中。先敬天、敬地,再敬文昌。唱赞词,读疏文,烧黄纸表章,读祭文。祭祀毕,善男信女方敬香跪拜。祭祀中虔诚颂扬文昌帝君忠国、孝家、益民和正直。要百姓仿效,和平相处,接受管辖,过太平生活。因文昌帝君掌管人间禄籍,遂通过祭祀活动,使读书人求文昌帝君朱笔高点,获取功名利禄,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为其服务。


文昌《阴骘文》综合儒、释、道三家思想。从天命观出发,既有三纲五常、五伦八德,也有因果报应,轮回转世。这些内容既有迷信糟粕,其中也包涵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明道德。文昌祭祀象催化剂,对当官为政者,在野士绅和老百姓对“善”意念的繁衍和做好事得好报心理的扩散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仅从清代的几件大型义举活动,就可见文昌《阴骘文》唤醒人善念所起的作用。


一、宏仁堰的建修。乾隆三十年(1765),罗江不第秀才王化隆拜了七曲宏仁帝君文昌,见潼江白白东流,岸无一亩稻田,发誓“要修堰,做善事”。乾隆三十一年(1766),王化隆总理工程,下派受水户收款监工,测算。户户挖渠,按亩摊费,差额由王化隆补贴。如《县志》所说:“功非一人而成,事非一岁而竟。”近千农民早出晚归,筑坝挖渠。乾隆三十五年夏末,特大洪水一冲,大坝工程毁于一旦。王化隆家资耗尽,双眼气瞎。农民感其恩德,轮流供养。死后,百姓又在连枝庙为其立神位,年年祭奠。夏炯作县令时又接修,后因选址不对,数年未成。乾隆三十八年朱廉为县令,命监生曾玉山、唐英等官民续修,移堰口老鸦洞,终于建成。潼江自流灌溉东西二坝万亩之田,造福梓潼人民,全因王化隆拜文昌一善念而成,于是取文昌宏仁帝君之号,名为“宏仁堰”。


二、徐凝绩修路。七曲山附近有一武秀才薛应第,见通往七曲山的蜀道,雨天泥泞不堪,便发善心,雇人抬石砌路。当时被刚上任的县令徐凝绩得知,报告上司,得到四川总督嘉奖。徐凝绩感到士民都向善,自己也要带头,便捐出俸银四百两作为修路倡导。一时士绅响应,百姓为此善举更不甘落后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踊跃修路。仅一百二十多天,从演武到石牛一百多里路就修好了。路比较平坦,不再泥泞,不再尘土扑面,利于出入川的行人,故人称徐善路。


三、福阿昌修南河大桥。道光十六年(1836),福阿昌当县令,见潼江夏秋水涨,多日不能开渡,出入川商旅阻隔,交通不便,首先捐资提倡修桥,响应者风起云涌,出劳出力。有时工地上民工两三千人,百姓带粮出工,桥快修成时发大水,中间两洞忽然垮塌,福阿昌调走,周树棠继任县令又续修。边募捐边修,至道光二十三年竣工,七年共花银四万多两,梓潼百姓贡献最大。至今桥并行三辆汽车没问题,可谓先人善举,功垂千秋。


其他如咸丰五年乡绅王淑亭买田七十亩捐给书院,设义学;嘉庆三年魏城巡检付淑和在七曲山买店房三间作施茶舍,为行人憩息用;咸丰八年县教谕张益封买地捐施长岭义冢地等等,不一而足。清代上至县令下到士绅,《县志》所载义举频张,究其原因,除有顺民意的环境熏陶,因而对“一隅之利,一士之善,补斯土者,又宜何如援励耶?况梓潼为帝君过化之乡。”言之恳恳。梓潼之地,行一善举,百人响应,万人影从,积德风俗之形成,与《阴骘文》的教化之功是分不开的。


《阴骘文》的信条与群众性的慈善活动


梓潼乃文昌故里,文昌庙遍布乡村。《阴骘文》中“悯人之孤”、“救人之难”、“济人之急”、“容人之过”的格言到处悬挂,劝导人们“广行阴骘,天必赐汝以福”。于是人人争当好人,争做善事。炎夏,城内街上都有几家住户,门设茶水缸,上放木板,有碗、勺、茶水或茶叶所熬,或冬桑叶所熬,不收分文,供路人饮用,既清暑又解渴。山桠路口和乡村的这种施茶习俗,至今尚存。像这样自发的群众性慈善活动,如怜悯孤独,乐于修桥补路,捐助义渡等不胜枚举。民国初年梓潼几个大的慈善会社成立,也体现了梓潼人乐善好施的天性。


体仁十全会。建于民初,地址在东街帝王宫(现川剧团处),创办人郝墨华。赞助者多为家道殷实的读书人,并向群众募集部分资金。开展施医药,施茶水,施米粮,施寒衣(每年募些旧棉衣,施给乡村中贫苦无衣之人),开展义渡、修桥补路等慈善活动。项目多,规模大,影响也较大,绵延了几十年。


同济施医药社。继卜少岩施药社后,为卜辅周创办。他将自己行医所得置田50亩为基金,民国23年(1934)创办。请名医免费为贫病交困者诊病、拣药。40年梓潼霍乱流行,卜辅周处方熬大锅药让大家唱,免除病患。


施米舍。由郑姓和巨姓富户发起,向粮户募粮,向群众集资,每年年鉴关前,向无力过年的贫苦人发放粮食,每人一升两升不等。为防止转卖,大米中掺杂少许杂粮(10%左右)。该会有20亩田地为基础,加上乐善好施者不断捐助,延续20多年。


施粥会。遇有特大水旱灾,饥民多时,各乡粮户,城内囤粮富有商出粮,搭粥棚,煮大锅粥,供应饥民。尤其是“抗战”期间,流民入梓,为此做了大好事。


掩埋所。梓潼慈善会(即体仁十全会)所设。将各善士捐的火匣子,存放掩埋所帝主宫内。又将各地捐的木料,请木工做成火匣子存放起来。如遇买不起棺木之一家,给火匣子一副。如男女乞丐,无人收尸者,鳏寡孤独死了的,掩埋所的人就将尸体装入火匣子抬至东门外、北门外二处官山义冢葬。这种习俗一直沿袭到解放后六十年代。


《文昌本愿经》说:“行善,道随之;行恶,害随之也。”“道设生以赏善,设死以威恶。”这种“善恶报应”的教义,显然是要人明白吉凶祸福为个人行为善恶所致。所以《阴骘文》中劝善规过,扬善止恶的思想最易渗透人心。加之历史局限,文化科学落后,大自然之迹不易破释,尽管《阴骘文》、《文昌帝君化书》、《文昌帝君孝经》、《清河内传》包含许多因果报应的迷信成分,人们不分皂白一古脑儿吸收,其情也就可原了。加之道家的“承负”、“报应”之说(即前人惹祸,后人遭殃;前人积德,后人享福)具有神的制约、规范作用,梓潼作为文昌帝乡,从上到下都处于积善者“其精神与天通,设欲侵害者,天即救之”(《太平经》卷九十二)的思想氛围之中,形成为善人尊敬,作恶人唾弃的淳朴民风。


优秀的传统文件,总经得住时间考验。千百年来,《阴骘文》对于梓潼民间美德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正如有的同志指出的,它是在文昌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,一份较少封建迷信杂质的比较健康、积极的道德规范文献,应在宋元至民国的中华道德建设史上占有相应的地位。


今天,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与过去根本不同了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我们应当对包括《阴骘文》在内的文昌文化进行认真的研究,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,将光大民族美德与灌输先进思想相结合,引导广大群众奋发向上,把民间美德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,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。


原载《中华文化论坛》1997年第2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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