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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人贺敬之的坎坷求学路


1993年10月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到梓潼中学题诗赠母校    王远金摂


王 远 金


少年时的贺敬之在山东峄县(今山东枣庄市)北洛村私立小学读书时,就开始接受先进思想的教育。那时候,抗战虽然还没有全面爆发,但是日本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,民族救亡的呼声已经遍及华夏大地。贺敬之说,那时候学校里有几位老师非常活跃,他们是地下党还是进步青年,不是很清楚,但是他们对我们幼小心灵的影响是深刻的。在这些老师的教导下,贺敬之学会了唱《苏武牧羊》、《渔光曲》、《大路歌》等歌曲,但引起贺敬之兴趣的还是文学。当时学生的新教材中有相当多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。特别是像鲁迅、巴金、蒋光慈、叶绍钧等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。国文老师很喜欢给同学们介绍一些课外读物,没有课本,他们就亲自刻版印教材。后来,在老师鼓励下,同学们组织了拉丁化新文字学会,贺敬之是会长。贺敬之代表学会用拉丁新文字给北京拉丁化新文字总会写信,宣告学会的成立,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。总会很快就回了信,给贺敬之他们热情的鼓励,还寄来了一些读物,里面有南方农民生活困苦情况的连续报道,特别是红军长征,西安事变的消息。在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,在老师的讲解辅导下,贺敬之幼小的心灵中,萌发了向往革命,向往进步的思想。


1937年,13岁的贺敬之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兖州简师学习。可是山河破碎,国土上已经没有一块能放下课桌的净土。不久,简师南迁,贺敬之因为年龄小,被迫退学回家。当他在家万分苦闷,各方打听母校迁移去向的时候,台儿庄战役打响了。贺敬之回忆说,战场虽然没有涉及他所在的村庄,但是每天都会听到十几里外隆隆的炮声,看到炮弹爆炸后的亮光和弥漫的硝烟。站到村边的山头上,就能清楚地看到战场上的情况,坦克就像虫子一样在蠕动。村庄不是战场,但却是军队来往和难民逃亡的所经之路,从他们的口中,敬贺之了解到了战争的惨烈情况,知道了日本人的暴行。这让贺敬之更加仇恨日本侵略者。


看到原本美丽的家园在战火中满目疮痍,听着祖国大地在敌人践踏下的痛苦呻吟,年少的贺敬之感到不能静静地等下去了,他决定去寻找母校。当听闻山东的学校都流亡到湖北,成为“国立湖北中学”的时候,贺敬之找了五个人一起去寻找母校。经过一番艰险之后,五人终于找到学校。贺敬之说,湖北属于第五战区,当地的文化活动很多,到处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。学校里几乎不怎么用正规课本,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文科,喜欢阅读一些进步书籍。学生们也经常自发组织去办壁报、演救亡戏剧。贺敬之说,当时对国民党是真抵抗还是假抵抗就非常怀疑,后来听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讲述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,对国民党的不抵抗和指挥无能有了更清楚的认识,心中更加厌恶国民党。


1938年,由于国民党军队即将从武汉撤退,流亡学校也随之转移。贺敬之随着学校的师生们经过陕南,来到了四川梓潼的分校。在流亡路上,许多同学都随身带了一些进步书籍和刊物,这些成了贺敬之宝贵的精神食粮。一路上,只要有时间就看书,读了《大众哲学》、《新华日报》等进步书刊,了解了红军是怎么长征的,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怎样一所学校,贺敬之的革命意识进一步增强,心中也有了投奔延安的想法。贺敬之说,他非常喜欢艾青和田间的诗,每次得到两人的诗集,就一气读完,而且反复背诵,能搜集到的诗,几乎都能背下来。在梓潼,贺敬之被编为国立六中一分校简师第四届学生班学习,在完成学业的同时,贺敬之和其他四名同学创办了《五丁》壁报,来宣传抗日救亡。他也就开始了散文、小说和诗歌的写作,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,对国民党政府软弱的鄙视,对革命事业的向往,用文字痛快地表达了出来。《朔风》发表了他的长诗《北方的子孙》、《大公报》发表了他的抒情诗《夜,是深沉的》、《新民晚报》副刊也发表了他的许多诗歌。贺敬之说,当时写的诗歌很多,可是保存下来的很少,好几首长诗的草稿都遗失了,但是在民族革命,民主意识的指引下,前进的道路一天比一天明确,也越来越热爱文学。


贺敬之在梓潼经历了长达两年的学生生活,让他难以忘怀的是,一次染上了疟疾病(俗称打摆子),当时的症状是全身发冷,然后发高烧,拉肚子……。作为远离他乡的流亡学生,生活本身就很困难,在穷困无奈之中,求医到梓潼县城的唐家中药铺达生堂。当时唐义杰是药剂师,唐义杰的父亲唐达生是医生,给他开了药方,看到贺敬之非常穷困,免费给他抓药治好了病。贺敬之1993年10月回到梓潼,特意买了礼品到唐家看望了还健在的唐义杰,非常感谢唐家中药铺达生堂的医务人员救了他的命。


贺敬之晚年回到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国立六中一分校(现在的四川省梓潼中学校校址)时,因故地重游,触景生情的写出了“蜀木新林立,鲁人旧基存,欣欣后来者,卓卓胜前人”的赞颂诗句,落款“赠梓潼中学,贺敬之”,并钤盖了私章。当重游到七曲山大庙时,他又写下了“夜笼大庙传火种,依稀晓雾离梓潼。北上少年今白发,万里常思送险亭”的诗句。“送险亭”是川陕道出川入川坡去平来的分界线,北上坡来之险峻,南下一马平川。故谓险去夷来之意,取名“送险亭”。“万里常思送险亭”喻意贺敬之一是想念梓潼,二是追忆当时的革命处境非常危险,形势逼迫需要离去梓潼北上延安,追寻革命理想。


1940年,怀揣着理想的追求,对延安民主和革命的向往,贺敬之和四名同学在春天的晨雾中,悄悄踏 上了北上的征程。为了安全,晚上赶路,白天休息,经长途跋涉四十余天后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。延安的一切在贺敬之的眼中是那样的新鲜,潺潺的延河水,巍巍的宝塔山,满脸笑容,身穿灰色军装的人们,这一切把他领入了一个新天地。到了延安,贺敬之交了自己在来延安途中写的组诗《跃进》,正是这组诗显现出他在诗歌上的才华,使得鲁艺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决定录取他。就这样开始在鲁迅艺术文学学院学习,工作。这时期的主要工作收入在后来出版的《并没有冬天》、《乡村的夜》等诗集中。1943年后写了《南泥湾》、《翻身道情》、《七支花》等歌词和《栽树》、《周子山》、《与人合作》等秧歌歌剧。1945年与丁毅等集体创作了歌剧《白毛女》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在华北解放区工作。先后出版了《笑》、《朝阳花开》等诗集及秧歌歌剧《秦洛正》等。


1949年到北京工作,先后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。1956年到1965年,写了《回延安》、《放声唱歌》、《桂林山水歌》、《雷锋之歌》、《西去列车的窗口》等长诗。“文革”中受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迫害,被剥夺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。1976年10月又开始发表长诗《中国的十月》,1977年继续发表长诗《八一之歌》;1984年出版《贺敬之诗选》,1986年出版《贺敬之文艺论集》,1996年出版《贺敬之诗书集》。1978年起任文化部副部长,1979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;1980年起任中宣部副部长,1982—1987年当选中共十二届、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;1987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;1989年任文化部党组书记、代部长,鲁迅文学院院长;1992年任全国政协常委,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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